天文学家卞毓麟先生也是我国第二阶段科学传播――“公众理解科学”――当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作品，文理贯通，严谨、简明、生动，达到了相当高妙的境界。俗话说，“文如其人”，卞老师为人处世文雅而谦逊。我国天文学科普在所有学科的科普中也显得非常特别，有一次吴国盛教授跟我说起，从事天文学科普的前辈们大多
拿到卞毓麟老师新出版的漂亮的《追星》（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７年），首先被精美的设计和丰富而贴切的插图吸引。不过，由于时下图文书种类很多，仅仅看外表不足以判断书的质量。这本书主要是讲太阳系中诸天体的，有大天体，也有小天体，个别章节的内容超出了太阳系。
就内容而言，我立即想知道卞毓麟先生在科普的意义上是如何处理最近有些变故的“冥王星”的。今年４月末，我去北京天文馆开会，透过玻璃窗无意中看到新馆中关于太阳系各行星的介绍，其中冥王星仍然算作太阳系的第９大行星，介绍文字一字未改。这有点不应该，北京天文馆可花了纳税人不少银子，在如此长时间之后，竟然还在讲述过时的知识。本来，冥王星被降级这件事可以是科普中的一个亮点，借机可以讲述“行星”的发现史和行星概念的复杂性。北京天文馆的负责人当时顺口说，马上就改，谁知道“马上”是多长时间？
卞毓麟是如何做的呢？《追星》第４编中第３章和第４章专门讲述了冥王星的最新故事，这两章的标题就是“身世朦胧的冥王星”、“太阳系的边界”。这两章在内容上紧接着第２章“海王星旧案新议”。
我专门比较了不同的科技报导、科普作品、科学史图书关于海王星的发现之争、冥王星的发现与地位变迁，我发现卞毓麟老师讲得非常有特色：
第一，卞先生把故事讲得更生动，有更多的细节展现。用多个案例讲述了“科学发现”的复杂含义。如究竟谁发现了“天卫一”和“天卫二”，书中介绍了双方的观点。又比如，关于英法两国人以及众多科学史家就亚当斯与勒维耶究竟谁先发现了海王星，卞毓麟谈到了更多的细节和新发现的材料。卞毓麟引用了《科学美国人》２００４年第１２期三位法国学者的文章，介绍了“失窃的物证”及关于优先权的最新分析、判断。结论是，亚当斯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不能与勒维耶分享同等荣誉，勒维耶的贡献占绝对优势。卞毓麟还根据《科学美国人》的文章，提到此优先权之争中“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亚当斯不被认可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他没有及时向同行和相关人士讲清楚有关新行星的研究结果，也可以说除了论证之外亚当斯在公关方面也有不足之处。毕竟关于天上是否有一颗新行星，只有理论预测是不够的，还要尽早说服天文台按指定的天区去寻找它。
著名科学史家迪昂曾说过：“对一个现象的观察，同时也是对它的一种解释。”反过来也一样，观察与解释在自然科学中是伴随出现的，这一点对于天文学是最明显不过的。我对天文是外行，假如某天晚上我看了一阵夜空，恰好同时有人发现了天上有一颗新星，当然这荣誉与我没有任何关系，虽然那星光也射入了我的视网膜。因为我并不熟悉天空，多了一颗星与少了一颗星我都不清楚，我虽然“看见”了那颗新星，那我并不知道，因而在科学的意义上，不能算我真正看到了它，不能算发现了它。又如天王星在威廉・赫歇尔兄妹之前，就至少有１７次被记录在案（有的书中说有４位天文学家２３次曾经观测到），但仍然不算发现。只有在物理光学、生理学意义上感觉到它、记录到它，并能从天文学意义大致解释它的出现的人，才有资格享有发现权。相比之下解释得越明确的人，越应当享有优先权。
就海王星这个案例而言，法国人勒维耶对新行星的预测更明确，他提交的报告是《论使天王星运行失常的那颗行星，它的质量、轨道和现在所处位置的结论性意见》（卞德培，《第十大行星之谜》，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５页）。仅从这标题看，勒维耶就非常自信，一点不含糊。最后天文台伽勒很重视他的预测，立即按指定的位置用望远镜搜索，不出一个月终于找到了海王星。亚当斯提交了怎样的报告？从现有的资料看，没法与勒维耶的工作相比，即使加上艾根（Ｏｌｉｎ Ｊ．Ｅｇｇｅｎ）窃取的那份材料也是如此。
第二，卞毓麟的科普著作关于冥王星的介绍，考虑了天文学的最新进展。
海王星发现后，科学界很振奋，就科学哲学的理论检验而言，它没有否定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而是否定了原来的辅助性假说（比如关于太阳系行星的个数）。后来发现海王星的运动也不甚规律，与按牛顿万有引力定律计算的轨道也有偏差。科学家有了前面的经验，或者如成语故事守株等兔所讲的，还期望再捡到一只兔子。科学家很幸运，海王星发现６０年后，果然用同样的方法于１９３０年发现了新的“行星”冥王星。此时距威廉・赫歇尔兄妹发现天王星正好１４９年。
从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起，一直到２００６年８月，这期间几乎所有的天文学书，包括科普书，都明确写着冥王星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当然，从２００５年布朗（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Ｂｒｏｗｎ）发现２００３ＵＢ３１３（后来曾叫齐娜、太阳系第十大行星、厄里斯等）天体时起，到２００６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最终表决，事情起了变化。“游星”冥王星成为行星，后又被开除出行星行列。
但是设想一下，在１９３０年到２００５年这慢长时间中，如果某Ａ写文章时，偏说太阳系有十大行星或者八大行星，而偏不说九大行星，会怎样？科学家会如何评论Ａ？会不会说Ａ反科学？太阳系有九大行星，似乎是板上钉钉的事，这还能有假？如果某Ｂ在２００５年前，指着天文学书（包括科普书）说，别太相信科学家所说的“行星”，“行星”本身并没有清晰的定义。人们会怎样看待Ｂ，会不会认为Ｂ反理性、反文明？
宇宙让我们敬畏，天文学让我们知道地球之小、人类之渺小，从而让我们更理性、更谦卑。科学是一种认真的探索过程，一种可错的求知过程，一项累积的事业。对科学的普及，应当像卞老师的作品一样，讲清它的各种故事，包括相关的历史、艺术与宗教。
卞毓麟先生当年在北京天文台工作时，曾在极艰苦的条件下翻译阿西莫夫的科普、科幻著作，他经常是坐着小板凳，在中关村的路灯下翻译。他不是在表演，他是因为当时家居面积太有限了，为了不影响家人休息，只好搬到露天场的路灯下加夜班做翻译工作。卞先生曾微笑着对我说过，他那时的工作效率很高，他感到很充实。
胸怀宇宙、心想繁星的人，能不充实吗？天文学家多长寿，祝愿卞毓麟身体健康，出版更多优秀科普作品，鼓励人们更科学、更人文地活着！
?《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卞毓麟著，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月版，２７．０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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